關紫蘭 | 气若幽兰的民国闺秀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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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关紫兰的画是我的微博头像。起初只是觉得画好看,后来发现画家本人也一样好看。零六年上海王开照相馆维修发现了关紫兰的老照片,旁人都把她错认为阮玲玉

本文作者【Xi】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关紫兰的画是我的微博头像。起初只是觉得画好看,后来发现画家本人也一样好看。零六年上海王开照相馆维修发现了关紫兰的老照片,旁人都把她错认为阮玲玉,陈丹青更盛赞她“比阮玲玉更美,更高贵”。

关紫兰的美不仅限于外表,更在于才情。民国时期多才子佳人,唯关紫兰这份肆意洒脱的气质独一份,下笔及为人皆率真毫不矫饰。她不及刘海粟等大画家有艺术救国的远大抱负,不像潘玉良历经坎坷,也不似同为上海闺秀的张爱玲感慨“出名要趁早”。她对名利始终是淡淡的,因为她已拥有一切无需去争去抢,良好的出身和出众的才貌总让际遇主动找上门。内心的富足更使她不贪恋往日的风光,文革前后搁笔弃画,决绝而通透。

民国时期,陈抱一、关良、关紫兰等留日画家的光芒被留法画家掩盖,如今关紫兰更是早已被美术界遗忘,迄今没有一本画册面世。然而被人记得或敬仰并不是关紫兰所追求的,她始终是做自己,不被时局所羁绊,只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保持独立的人格。这样的关紫兰或许算不上伟大,但绝对称得上美好,这样美好的女子值得被世人欣赏喜爱。

说明:06年底在上海王开照相馆意外发现的老照片资料,在沪上重又掀起老照片怀旧研究热情,在指认、比对、确定照片所摄人物身份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将关紫兰的旧照错认为著名影星阮玲玉照片的趣事。在解放前的当时,就已有仿照当时明星拍艺术照的风潮,尤以关紫兰这样的新式女性,在不同的时期,都拍了不少个人的写真照片,这些老照片不仅仅代表了画家本人的精神状态,更展现了民国时期艺术圈的整体风貌,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更因其存世较少而具收藏价值。

关紫兰原籍广东海南,190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经营布匹印染的富裕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女,深得父母疼爱,可谓是“富养”长大的女孩。布匹上的图案给了关紫兰早期的艺术启蒙,她有时还会参与图案设计,渐渐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十几岁便考取了上海神州女校图画专修科,后又转入中华艺术大学。

1927年,关紫兰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艺术大学毕业,她的作品《幽闲》及本人照片在学校的美术展览会展出。彼时,知名的《良友》画报编辑梁得所和作家高长虹等应邀前往参观,被关紫兰吸引,随后便把她的作品连同照片发表在当年《良友》画报第17期上,使她在画坛初露头角。

上海求学期间,关紫兰遇到了两位恩师——洪野(潘玉良的启蒙老师)和陈抱一,后者对她的艺术风格和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大学毕业后的关紫兰本欲去法国留学,可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西画的陈抱一老师却极力引荐她去日本。如此一来,关紫兰便放弃了法国,听从老师安排来到了日本东京文化学院。

日本学堂的学习条件和治学环境比上海优越许多。这里不仅有详实的美术史料,印刷精良的洋画片,欧洲油画原作的临摹手稿,有时还有机会观摩西洋大师们的原作,亲眼目睹大师的风采。

关紫兰在日本一边学习日语,一边广泛交际。她人缘颇佳,结识了两位日本前卫画家——有岛生马和中川纪元,两人均是留学法国的才子,谙熟各种油画技术,尤其擅长法国野兽派的艺术,以形写意的笔触和大胆泼辣的色彩,简约又热烈的形体“变异”,冲击着当时的日本画坛上的阴阳怪气。关紫兰深得野兽派的放诞无拘之精髓,她用笔豪放,潇洒自如,加上对色彩的极其敏感,使她在她的画作中越发透露出坚强与宏伟,一派大家风度。

1928年陈抱一(右一)与夫人(右二)、关紫兰(右三)、有岛生马(左一)等人的合影

关紫兰备受业内人士的肯定,不仅在神户市举行个人画展,还先后参加了日本的“二科”美术展、上野美术展、兵库县美术展。个展盛况空前,每天从上午8时到晚上9时,还是应接不暇,于是不得不加开晚场。

1930年,关紫兰的油画作品《水仙花》被日本政府印制成明信片在全日本发行。关紫兰几乎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个日本家庭都以家中挂有一副关紫兰的画而自豪,这对一个异国的画坛新人而言极为罕见。

《水仙花》

现代的上海画家谭根雄曾做过分析,他认为关紫兰在日本走红有三个原因:一、是日本画坛非常尊重陈抱一,而陈抱一又力荐关紫兰的缘故;二、是年轻的关紫兰油画技艺娴熟,深受画坛同行的赏识,尤其是被有岛生马和中川纪元等人所器重;三、是关紫兰既聪明又漂亮,在上层社会非常得宠。我觉得除了这三条外,关紫兰受推崇,还与日本当时的洋画风潮有关系,当时正是安井曾太郎、小出楢重、梅原龙三郎等画家活跃的时期,而且同期旅日女画家甚少,像唐蕴玉、丘堤、关紫兰等都属于凤毛麟角。

不光日本媒体争相报道关紫兰,国内的刊物上也注意到了这位才女。1927年10月12日《北洋画报》第128期上,刊载着关紫兰的大照片:她坐在榻榻米上,右手搁在小桌上,桌上散放着一些书等,穿着一套学生服,白上衣,黑裙子,颈脖上戴着项链,面带微笑。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女画家关紫兰女士旅日摄影(女士之作品颇为东瀛人士所赞赏并曾公开展览)。”

1928年9月30日出版的《良友》画报第30期上,刊出了关紫兰的一张侧面照,下面的说明写道:“女士粤人,毕业于中华艺术大学,擅西洋画,在日本开个人展览会,大受美术界赞许。”

关紫兰照片,刊于 1928 年的《良友》画报,第 30 期。关紫兰作为名媛形象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成为当时女性之楷模

1930年关紫兰学成归国,在上海唏阳美术院任教。她把在日学习的野兽派风格移植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将西方野兽派色彩的狂放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作品极具装饰性与韵律感,在当年沪上名噪一时。

陈抱一与关紫兰于画室

关紫兰、陈抱一、丁衍庸

说明:1925年冬,陈抱一、丁衍庸在上海创办中华艺术大学,这所私立艺术大学,与林风眠主持的国立杭州艺专,颜文梁创建的苏州美专,徐悲鸿主持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等,齐头并进,以向西方学习艺术为基础,为国内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发展具民族节气的中国油画培育了土壤,而陈抱一在江湾的画室也成为上海西画界的乐土,许多当时已成名的画家都聚集于此,畅谈艺术互相交流,留下不少合影。

在这张照片上合影的人有陈抱一和丁衍庸,以及陈抱一的女弟子,当时已留日归来的关紫兰,照片所摄虽只是普通场景,非画展开幕等有意为之的摄影,却正体现了当时那种轻松活泼的艺术环境。此照登载于多部解放前西画史相关书藉作品中,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才貌双全的关紫兰理所应当成为了各个刊物的宠儿,然而她一向只用作品说话,从不炒作,更不拿花边、绯闻之类的作调料。《良友》更是情有独钟,分别在8月、10月两期刊物上对她重点介绍,不仅有作品,有她本人照片,还有肇宁的大篇幅的文章评价:“固然,《水仙》是幅美丽而潇洒的静物,是她初期的代表作。但和近作《女士像》《提琴》一比,就可以看出近期作品表现力更沉着,色调更美致清纯,内容表现得更充裕而有可味,这也足证明近年间女士是如何努力而进步了。由于这些作品,谁也不难想象她艺术前途底进展是无限的。”

1930年 第45期《良友》封面上的关紫兰

《良友》1930年第57期“关紫兰女士个人展览会”专版 

 关紫兰 《小提琴》

关紫兰《执扇女孩》

关紫兰《少女像》 1929年

同年夏天,关紫兰在华安大厦举行个人作品展览,她的《弹曼陀铃的姑娘》、《湖畔》、《绿衣女孩》、《秋水伊人》、《慈菇花》、《藤萝》、《小提琴》等一系列佳作如泉涌出。参观者异常拥挤,文艺界许多名人到会,宋子文先生出席油画开幕式并给予赞誉。

1930年关紫兰(前左二)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时,与陈抱一(前左一)和夫人(右一)、女儿陈绿妮一起的合影

关紫兰(坐者)在她画展中留影

当时评论家金冶先生清晰地预见到关紫兰绘画的长久意义,他在《时代》杂志上著文称:“关女士的画,富有色彩而不辨轮廓,完全用直觉去表现图象,所以在关女士的画风中,只有一种很简单的形式,就是,幽秀华丽,大方新鲜。她的用笔奇特得很,是近代的浪漫派,实在的内容,离我们目下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可是她是远处的一盏明灯。”

 关紫兰 《江南春晓》 1934年

对中国文学艺术颇为关注的资深媒体人泽村幸夫在《上海风土记》(上海日报社,1931年出版)中对关紫兰如此评价道:“她的画匠心独运,笔触奔放、直截而锐利,色彩艳丽。天才的光辉遮掩不住……紫兰比秋君(李秋君,女画家,张大千的女弟子)个头稍高,看上去体格强健,实则是纤弱女子。肢体修长而匀称,宛若牡丹花精灵——中川纪元如是说道——可称作美人。去年六月闷热的某日,她佩戴紫水晶项链,身着黑色蕾丝背心,这就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从上面的表述,不难窥见这位年轻妍丽、才华横溢的画家形象。

尽管关紫兰有留日背景并深受日本民众的爱戴,在日寇侵华期间,她始终拒绝与日本人有任何牵连,谢绝一切邀约,甚至不惜用“封杀”自己艺术的方式来表明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表现出了一位爱国女艺术家的民族气节。她出席公众场合时,总是穿着中式服装,她说:“越是这样的时刻,我越是要体现中国女性的端庄,我不害怕,因为我是中国女人。”

时隔十年,关紫兰于1941年再次举行画展。人们此时惊奇地发现她的画风有点改变,关紫兰已经放弃了变形、夸张,而转入到写实的手法中去。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旨在唤起人们对美好家园的沉深热爱,渴望和平到来的愿望。

关紫兰继承了中华民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优良品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恩师洪野举家逃难到佘山过去的天马山一带,不幸染病去世。关紫兰一直关心照顾着他的后代,后来还慨然资助洪野的儿子上大学。在陈抱一先生去世前的几年里,关紫兰也一直默默资助着因不愿投靠日本人而在经济上陷入窘境的恩师。直到陈抱一先生去世,也未曾向外人透露过半个字。

关紫兰 《睡莲》 1943年

美人的感情生活总是引人好奇。身为民国四大女画家(潘玉良,孙多慈,陆小曼,关紫兰),关紫兰与陆小曼一样才貌双全,是上流社会的宠儿,然而奇怪的是没有关紫兰的任何风流韵事可寻。不但没有任何花边新闻,她也不碰麻将和鸦片,一直矜持地专注创作。据说很多男人倾慕于她,其中包括恩师陈抱一,可她与爱慕者始终保持距离,从未越界。

关紫兰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逍遥于男女情爱之外,直到三十五岁才低调地嫁给了一名牙医,体面并幸福地生活着。就是这样一个美且高贵的女人,私生活完全可以坦然地晒在阳光下。

1949年10月后,关紫兰住进了上海虹口区溧阳路上的寓所,与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的山阴路仅一条小马路之隔。在这里,她度过了她的后半生。

新中国的诞生和建国初期的建设高潮,着实地感染了关紫兰,她开始尝试画一些反映时代变化的新题材。1963年她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又成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美协的组织下,关紫兰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地——嘉兴南湖,她即兴画了多幅铅笔画速写,并在现场画了油画创作底稿,回沪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名作品《南湖红船》。

关紫兰 《南湖红船》 1965年

关紫兰在这一时期留下了一批具有写实主义风韵、反映都市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上海街景》、《静安寺》等,画作中标志性建筑影影绰绰,苏州河边、黄浦江边绿树丛丛,质朴又不甘单调的市民服装、人们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整洁但不繁华的马路,关紫兰用她那娴熟的画笔记录下那个时代的上海独特风情。

关紫兰 《上海街景》 1965年

据关紫兰女儿梁雅雯回忆,大致在“文革”前后,经常有人找关紫兰调查其他画家的社会背景材料,使得她非常害怕绘画这个她曾经热爱至极的事业。于是,她是有意识把自己藏起来,她搁笔了,她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违背内心画一些迎合之作,她更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向她打听别的画家,出面作证。她希望被遗忘,她不在乎落寞与沉寂。

关紫兰 《白毛女》 1969年

随着汹涌的“文革”浪潮席卷全国,为防止画作遭遇不测,家人们将旧作分散保存在家中不显眼处,甚至无奈地把画布从画框中取下包卷起来。据外孙叶奇回忆,好在他们家的墙壁是板条墙,内层是空的。于是,他们将不少画作密封后放进隔墙,然后在外面重新糊上石灰。所幸后来未遭盛行的“抄家”灭顶之灾,否则这内墙中的画作恐怕也难保不遭劫。

关紫兰与外孙叶奇参军时留影照

说明:1978年,她最疼爱的外孙叶奇参军入伍。叶奇说,我能够通过“政审”进入部队,这对我外婆是种信任和鼓励。第二年春天,关紫兰不顾76岁高龄,风尘仆仆地来到野战军某部驻地,看望外孙,还抽时间指导有艺术爱好的战士们作画和辅导出黑板报。

即便处在动荡的年代,关紫兰仍热爱生活,保持生活品质。时至今日,虹口区溧阳路清源里的老居民们仍记得住在一号楼的老太太,“气质交关好的呀”。他们会争相向你描述,他们记忆里的她——穿着朴素整洁的黑色对襟外套、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和一般老人家一样,会让女儿陪着去街上散步;但和一般老人家不同,她出门要在身上洒上些高档的进口香水,出门是去长春路拐角上的斯维美理发店做头发,或到南京东路上的德大西餐馆和东海西餐馆去喝咖啡,有时兴致高,就到地处铜仁路上的上海咖啡馆。

在女儿梁雅雯眼里,母亲永远妆容得体。当别的女孩子还在玩洋娃娃时,梁雅雯的玩具便是母亲一箱一箱云霓般美丽的衣裳和无数高跟鞋。记忆中,母亲会披上丝绸晨袍,喝一杯冰咖啡,然后穿上钉有珠饰的拖鞋去画室作画。

1958年,关紫兰相濡以沫的开牙科诊所的丈夫去世,使她对人生,对绘画有了更透彻的看法,也使她更加坚定地践行着自己对艺术纯洁性的坚守。始终不流于时俗,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其后与女儿住在溧阳路,即便外面的世道再动荡,还是静悄悄地生活。

虽已为人母,关紫兰还是保有一份天真的孩子气。据其女儿回忆,在困难时期母亲有侨汇券,可以买到巧克力、小核桃这些稀罕的食品,她很大方地分给保姆,也分给餐厅的服务员。一来二去,再去餐厅,服务员都不让她排队,也不让她等候,就把她要的食物端上来。女儿吓得要命,怕别人有意见,她却心安理得地享用,辩解道“他们要先端过来嘛!又不是我要这样的。”

除了上海与日本,最让关紫兰钟情的地方就属杭州西湖,一生多次以西湖为主题创作。梁雅雯回忆说,她母亲常以杭州说事。1934年造访杭州时她还特意光顾当地照相馆拍摄留影。关紫兰会骑马,还会开车,当年她还曾兴致勃勃地驾车游过西湖。

关紫兰 《西湖》

关紫兰 《西湖》

关紫兰 《西湖 秋色》

1981年,年近八旬的关紫兰生前最后一次重游西湖,再次亲近她理想中的天国。她对家人说,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开追悼会,既要别人请假,还要送花圈、送花篮,都要人家花钱,这不好。所以她留给家属的遗愿是:她过世后,不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要放哀乐、不要戴黑纱,告别仪式也不要。她生前还幽默地关照家人:“我死后骨灰就撒在西湖里,这样你们还可以每年去一次杭州。”

关紫兰一生低调地坚守艺术与生活的品质,直到1985年去因心脏病去世。而她以前那些并不“宏大”的画作,如今看来别有一番韵味,让人欢喜,其一生洒脱的人格魅力更是值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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